新常態促進“三提高”

習近平同志在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指出，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沒有改變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改變的是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沒有改變我國經濟發展總體向好的基本面，改變的是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深刻領會習近平同志關于經濟工作要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科學判斷，需要正確把握新常態的新特點和新趨勢，在“三提高”上有新作為、大作為。

　　提高GDP的人均水平

　　歷史上，世界領先國家位次更迭的共同特點是GDP總量和人均水平提高大體同步。1820年，作為世界領先國家的英國，GDP為世界第三，人均GDP為世界第二。1890年，美國GDP為世界第一，人均GDP為世界第二。2014年，我國GDP達到63.6萬億元，突破10萬億美元，與美國一起成為“10萬億美元俱樂部”僅有的2個成員。但目前乃至今后10至20年，我國人均GDP在世界上的位次仍將遠低于發達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在全球治理和全球公共產品提供方面發揮更大作用，歸根到底要靠發展和實力的增強，要靠人均財富的增長。

　　總量代替不了人均，平均數代替不了大多數。我國作為人口大國，經濟總量雖大，但發展水平不高。一是人均GDP水平低。2014年，我國人均GDP為7575美元，居世界第八十位左右，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2/3左右，僅相當于美國的1/8、日本的1/6、瑞士的1/10。二是居民收入水平低。發達國家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一般為55%。從我國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的幾個省(市、自治區)來看，北京為47.7%，廣東為40%，福建為37%。2014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67元人民幣(約3222美元)，2012年美國為50120美元，日本為47870美元，德國為44010美元。三是公共服務水平低。發達國家人均社會保障支出超過9000美元，而我國由于人均GDP水平低、經濟建設任務重、歷史欠賬多等因素，人均社會保障支出只有1000美元。四是城鄉差距大。農業勞動生產率只及全社會平均勞動生產率的1/3，農民人均收入只及城市居民的1/3，農民人均消費只及城市居民的1/3。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為2.75。這些情況表明，我們在提高GDP總量的同時，還面臨著提高人均GDP水平這一更艱巨的任務。

　　習近平同志多次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興國之要;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新常態不是不要發展，而是要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發展，要以比較充分就業和提高勞動生產率、投資回報率、資源配置效率為支撐的發展;在新常態下不能無所作為，而是要順勢而為、乘勢而上，更加自覺地堅持以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大力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更加注重滿足人民群眾需要，更加注重市場和消費心理分析，更加注重引導社會預期，更加注重加強產權和知識產權保護，更加注重發揮企業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強教育和人力資本積累，更加注重建設生態文明，更加注重科技進步和全面創新，進而努力提高人均GDP水平，使我國從經濟大國轉變成為經濟強國、富國。

　　提高GDP的科技含量

　　雖然我國GDP總量處于世界前列，已成為世界制造大國和貿易大國，但總量并不等于質量，總量大并不等于實力強。在保持一定增長速度的同時，努力提高GDP的科技含量已成為一項緊迫任務。

　　深入分析我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制造業、作為貿易大國的對外貿易發展狀況可以發現，突出問題是大而不強，主要是產業的技術含量低、科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低。一是產品附加值低。我國200多種產品產量居世界第一，但大部分缺少核心技術和品牌優勢，在全球產業分工中處于“微笑曲線”底部。發達國家服務業占GDP的比重達70%，生產性服務業占服務業的比重為70%，而我國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僅為50%左右。二是自主品牌少。2013年，我國機電和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比重分別達到57.3%和29.9%，但很多商品核心技術掌握在外方手中，其中機電產品61.2%是外資企業生產的，51.1%是以加工貿易方式出口的;高新技術產品73%是外資企業生產的，65.3%是以加工貿易方式出口的。2014年，全球企業最有價值的100個品牌中，美國有59個，日本有7個，韓國有3個，我國僅有華為一家入圍。出口商品大量屬于貼牌和代工，自主品牌產品出口比重僅略高于10%。三是經濟效益低。我國每個就業者創造的GDP僅為美國的21%、日本的32%。多年來，我國工業增加值率基本在26%—30%，而發達國家一般為35%左右，美國、德國等超過40%。我國GDP每增長1美元，大約需要5美元的投資，資金投入成本比日本和韓國經濟起飛時期高40%。我國加工貿易出口額中，僅有不到一半是源自本國的貿易增加值創造;出口的每1美元中，只有不到50美分真正流入我國企業。

　　習近平同志指出，突破發展瓶頸、解決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根本出路在于創新，關鍵要靠科技力量。在新常態下，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科技創新是提高生產力和綜合國力、改變大而不強局面的戰略支撐。提高GDP的科技含量，必須提高研發投入比重、自主創新能力、科技成果轉化率、高新技術產業比重，從而大大提高科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要順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浪潮，大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按下改革“快進鍵”，掛上創新“高速擋”，啟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新引擎，著力推進產品創新、技術創新、產業組織創新，努力實現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轉變、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轉變，加快從制造大國邁向制造強國。

　　提高GDP的綠色程度

　　經濟總量大而不綠主要表現在生態環境上。多年來，我國經濟發展比較粗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付出了資源環境的高昂代價。一是能源資源消耗較高。我國單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1倍，是美國的2.6倍，是高收入國家的2.9倍。主要工業產品單位能耗比國際先進水平高10%—20%。目前，我國GDP占全球的12%左右，但消耗了全球20%多的能源、40%多的鋼、50%多的水泥。二是環境污染較重。我國70%的江河湖泊被污染，75%的湖泊出現不同程度的富營養化，70%左右的城市空氣質量達不到新的環境空氣質量標準。全國約19.4%的耕地污染物超標。三是生態退化較快。全國近80%的草原出現不同程度的退化，水土流失面積占國土總面積的37%。過去，我國經濟發展水平低，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空間相對較大?，F在，我國經濟規模已成為名副其實的“大塊頭”，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再也不能沿用過去的粗放型發展模式了。

　　中央高度重視生態環境保護，黨的十八大報告對生態文明建設作了專門部署。習近平同志強調，要把生態環境保護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在生態環境保護上一定要算大賬、算長遠賬、算整體賬、算綜合賬，不能因小失大、顧此失彼、寅吃卯糧、急功近利。生態環境保護是一個長期任務，要久久為功。這為我們在新常態下加強生態文明建設、提高GDP的綠色程度指明了方向、明確了路徑。

　　新常態要求好生態。提高GDP的綠色程度，必須堅定不移貫徹落實黨中央的決策部署，把生態文明建設融入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協同推進新型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和綠色化，牢固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堅持把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作為基本方針，把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作為基本途徑，把深化改革和創新驅動作為基本動力，把培育生態文化作為重要支撐，把重點突破和整體推進作為工作方式，切實把生態文明建設抓緊抓好。加快推進生產方式綠色化和生活方式綠色化，形成科技含量高、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產業結構和生產方式，形成勤儉節約、綠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大幅提高經濟綠色化程度。大力弘揚生態文明主流價值觀，把生態文明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形成崇尚生態文明的社會新風尚。大力加強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健全“源頭嚴防、過程嚴管、后果嚴懲”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用最嚴格的制度、最嚴密的法治保護生態環境，推動生態環境保護法治化。